最后是作家與自身的緊張關系，即作家對自己的“敵意”。換個通俗的說法，作家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，跟母語過不去，還得跟自己過不去。在我看來，一個嚴肅的作家，必須對自己的寫作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　　
　　我在最近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：“寫作是一門手藝。與其他手藝不同的是，這是心靈的手藝，要真心誠意，這是孤獨的手藝，必一意孤行，否則隨時都可能荒廢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每個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手藝人，都要經受這一法則的考驗，唯有誠惶誠恐，如履薄冰。”
　　
　　海明威在《老人與海》中寫道：“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，人能夠被毀滅，但是不能夠被打敗”。目睹某些同時代藝術家和作家的轉變，讓我深感惋惜，并借此不斷提醒自己：與其說他們中很多人是被金錢被權力打敗的，不如說是被自己打敗的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不再跟自己過不去，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——其實這是最后一道防線，如果連這道防線都沒有，就算是向這個世界徹底投降了，同流合污，無可救藥。
　　
　　我們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，一個需要不斷追問和質疑的時代。在這樣的大背景中，“古老的敵意”為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現實感和精神向度。
　　
　　我想順便提一下所謂的“粉絲現象”。這本來是娛樂圈的事，現在擴展到文學界和整個文化界。我認為，這與我們文化中的“低幼化”(infantilization)傾向有關。“低幼化”是從精神分析學借用的概念，主要指人們自動降低智力水平的趨向。正如印度政治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阿希斯·南迪所指出的：“那么上千萬人所經歷的痛苦就將只能存活在人類的意識邊緣，就像往常那樣，成為代代相傳然而漸漸褪色的回憶。”
　　
　　在這個意義上，某些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，而是不斷降低寫作標準，以迎合更多的讀者。這是一種惡性循環，導致我們文化(包括娛樂文化在內)不斷粗鄙化、泡沫化。在我看來，“粉絲現象”充滿煽動與蠱惑色彩。教主(作者)騙錢騙色，教徒(粉絲)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。
　　
　　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，回到里爾克的《安魂曲》的詩句中：“因為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/總存在古老的敵意”。其實可怕的不是苦難與失敗，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渾然不知。如果在大國興起的廣告牌后面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赤貧，我們有什么可值得驕傲的呢？